我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大量矿产资源的支持，矿业的科学、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从矿业的基础产业地位着手，围绕加强矿业形势教育、推进矿业生态文明建设、健全法律保障等方面，重塑矿业形象，建设现代矿业文明。
矿产资源是人类能源（动力）和工业原材料的主要来源，至今仍是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针对矿业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要重塑矿业形象，就必须实现矿业的高质量发展，打造绿色、安全、和谐、智能、高效的现代矿业。具体地说，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众所周知，矿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矿业活动。在封建社会历程中，矿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几乎是同步的，是最早形成规模生产的行业之一，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矿产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建立在矿业开发和矿产资源保障的基础之上的。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生产国、消费国与贸易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能源与原材料供应体系。
但据有关专家分析，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作为矿业主体的矿产勘查、矿山采掘按照其支持的终端产品种类被分割于各工业部门中，矿业失去了独立的产业地位，其基础产业地位局限于理论层面，并没有在管理体制和政策中得到具体体现。在产业管理实践中，我国一直把矿业类同于工业对待，忽略了矿业特有的规律和不同产业部类的不同政策需求，这为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增添了很多障碍，比如没有产业扶持政策、税赋过高、矿业生产外部环境恶劣等，进而集中体现到与“三农”问题并称的“四矿”(矿业、矿城、矿山、矿工）问题上，影响了我国矿业发展的后劲、矿产资源安全乃至社会稳定。
当前，在经济发展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复杂、国内发展环境经历深刻变化，我国政府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背景下，加强国内矿产资源勘查，保持矿业发展的可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有关专家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矿业发展模式，由依靠资源的粗放型转变为依靠政策改善和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建设“绿色、安全、和谐、智能、高效”的现代矿业，有必要对工业化过程中消耗过度的矿业进行“反哺”，这种“反哺”应体现在管理体制、产业政策的修改与完善上，据此制定以降低税赋为首要内容的扶持性政策。对于矿业的扶持性政策，首先应体现在矿业税费的改革上，降低在矿业税费中占据大头的增值税，从而在总体上降低综合税率。而最紧要的，则是要明确定义矿业的内容，在国民经济产业序列中确定矿业的独立、基础性产业地位。
事实上，全球大多数矿业资源丰富的国家都把矿业划为第一产业，摆在农业之后。中国则把矿业划为第二产业，属于工业产业。
多年来，许多矿业界权威专家，包括原地质矿产部部长、第八届全国政协秘书长朱训等一批老领导、老专家都呼吁对矿业行业进行合理归类，确立其第一产业的定位。朱训明确表示，矿业和农业是一样的，都是向自然索取物质的产业，这跟工业靠原料加工是不同的。一方面，矿业首先要进行矿产勘查，找到矿紧接着就要开发，二者紧密关联，自然衔接，理应成为统一的产业；另一方面，采矿业放在第二产业导致了矿业的一些特有规律被忽略，弊端颇多，制约了矿业的健康发展。因此，理顺矿业产业定位，使其回归到第一产业是深化矿业改革、推进矿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朱训甚至曾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中大声疾呼《要像对待“三农”问题那样重视“四矿”问题》。
早在2013年初，在中国工程院举办的一个行业资讯项目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勘探开发专家胡文瑞就提出，矿业的属性决定了其不应该属于工业体系部门管理，而是基础产业部门管理，我国应该适时将矿业从第二产业调整到第一产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而不是支柱产业。他表示，把矿业从第二产业调整到第一产业，作为基础产业对待，不仅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工业化的水平，而且能够更好地对矿产资源实施保护性开采和可持续性开采，同时可以借此提高我国矿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有利于参与国际矿业竞争和合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陈毓川呼吁，“要认真吸取地质找矿工作三起两落的历史教训，在国家层面上，需要重视和稳定支持地质找矿工作，作为行业，由找矿和开矿组成的矿业，应被归入第一产业，对其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
矿业是一个源头产业。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重新认识矿业的性质和地位，搞活这个源头，赋予矿业以新的生命力，对于矿业的科学、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总量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GDP来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水平仅为35%左右，我国的城镇化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过程中。
工业化阶段也是矿产资源消费强度较大的阶段，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势必带动房地产和家电、家居消费用品等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些，都需要能源矿产和矿物原材料作为支撑。
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言，我国大部分战略性矿产需求尚未达到峰值，消费总量增长和持续维持高位的态势暂无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即便完成了工业化，要支撑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巨大的国家正常运转，无论是对能源矿产还是用作原料的矿产资源，需求仍将是巨量的。
综合王高尚、陈甲斌与冯丹丹几位专家的研究与预测，我国钢铁、煤炭等少数矿产品需求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峰值平台，铜、铝等大多数矿产品将在“十五五”期间进入峰值平台。据测算，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时，煤炭需求量大约为25亿~26亿吨；钢铁需求量在经历2012~2015年3.5亿~3.8亿吨的高峰期之后，回落到3亿吨；铜大约为640万~690万吨；铝大约需要1200万~1400万吨；水泥需要12亿~14亿吨。客观地说，这些消费预测数据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资源底线。
陈甲斌与冯丹丹两位专家认为，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战略性矿产的需求仍将维持在高位态势，其消费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一些用量较小的战略性矿产，如稀土、钴、锂等，需求将快速增长，需求峰值将在2035年后才陆续到来。
我国的矿产资源家底较为薄弱：2019年，除钨、钼、锑、锡、稀土、石墨等6种矿产外，我国油气、铁、铜、铝、镍等15种战略性矿产的资源储量占全球比重均低于20%。其中，石油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1.5%，煤炭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13.2%；从数量上看，我国2/3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在全球均处于劣势地位。
从矿产资源供应状况看，作为“世界工厂”，目前，我国矿产资源供应主要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个跟不上”问题，即新增资源储量跟不上储量消耗的增长速度，大宗矿产品生产供应跟不上实际消费增长的速度。
我国原油、铁矿石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品长期依赖进口。2019年，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精矿进口额约占我国矿产品进口总额的85%。其中，原油、煤炭、天然气进口量分别高达5.1亿吨、3亿吨、1亿吨，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8%、7%、43%；铁矿石、铜精矿（实物）进口量分别为10.7亿吨、2200万吨，对外依存度分别为85%、78%。同时，存在主要矿产品进口来源集中和运输通道相对单一的问题，影响了资源供应链的韧性。在国际地缘形势复杂动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暴发的形势下，海上运输通道局部中断或大面积停航的风险日益上升。
我们必须看到，即便到了技术与管理水平相当先进的当今社会，矿业在为人类发展和生活提供海量矿产资源的同时，也仍是扰动生态环境较大的行业，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绿色发展、集约节约的压力巨大。
因此，矿业未来的发展必须贯穿这样一条主线：一方面，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确保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先进的理念、正确的政策导向、先进的技术手段等，实现矿业的绿色发展，适应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绿色矿山是加强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是转变矿业发展方式、提升矿业整体形象、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抓手。统计显示，2019年度我国共有953家矿山企业被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其中，原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398家，2019年新遴选绿色矿山555家。《全国非油气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统计年报（2018）》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有非油气矿山58185个，其中大型矿山4077个、中型矿山6405个、小型矿山34435个、小矿13268个。可见，绿色矿山的占比并不大。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凌月明指出，目前，总体上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还比较传统粗放，生态破坏、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突出问题包括采矿引发地面塌陷，特别是采煤塌陷等灾害严重，对矿区周边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同时，采矿占用损毁土地数量巨大，累计超过300万公顷；采矿废渣废水污染水土环境，全国固体废渣积存量超过480亿吨，矿山废水年产出量超过110亿方，污染隐患较多。
据2017年资料统计，全国矿产资源开发共占用土地面积约362万公顷。其中，历史遗留的废旧矿山占地230万公顷，在建/生产矿山占地132万公顷。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企业和社会共投入矿山修复治理资金900多亿元，完成治理修复土地面积约92万公顷，仅占应治理修复土地面积的40％。可见，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任重而道远。
2017年3月，原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从用地、用矿、财政、金融等四方面，拿出了“真金白银”的激励政策措施。同时，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表示，将通过一系列政策激励，探索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式，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将矿山生态功能修复和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发展统筹考虑，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因此，必须把承诺的有关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山生态修复的优惠与奖励政策落到施处。矿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既能满足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能适应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近年来，有关方面积极推进《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并且取得进展。同时，《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等已经出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及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涉矿的法律界专家们积极为行业以及企业发声，为政策部门修改有关法规建言献策。除此之外，在法规不完善或法律空白地带，法律界的专家们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比如，有专家提出，绿色矿山建设相关的立法、执法、守法和监督似乎仍未有充分体现，保障和促进绿色矿山构建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又如，如何处理法治与绿色矿山建设、市场化矿山生态修复的关系？有专家表示，应当以已有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作为制度保障。绿色矿山建设与市场化矿山生态修复，涉及政府、矿企、矿工、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利益，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鼓励科技创新，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保护生态环境，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促进矿区与社区的和谐，才能处理、平衡好复杂交错的利益与主张，维护国家的利益，保障各方的权益，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与矿山生态修复顺利进行。
在矿产开发领域，一些矿区环境和社会问题凸显，甚至引发激烈的矿群矛盾冲突，威胁当地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下，必须推进政府、矿山和社区三方利益关系的协调、重构和再平衡，追求包容、共享、和谐的矿业发展核心价值。要实施资源惠民工程，健全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向原产地倾斜，并探索开展贫困地区资源收益改革，对原住居民进行补偿；同时，通过推动矿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鼓励矿山企业投资当地社会公益事业，构建矿山与矿区群众利益共享机制，带动社区和矿区群众共同发展，致力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加当地民众的获得感，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
而作为责任主体，矿山企业如何避免承受让公众失望尤其是愤怒的代价？在目标成本协调的情况下，积极主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是矿山企业赢得社会的支持和认同，树立良好形象，提高社会地位，获得良好外部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国内矿业企业已经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在环境治理、矿区经济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主动作为。有的企业通过治理荒山荒沟，改善矿区生态环境；有的矿业企业通过支持地方发展相关产业，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当地群众就业，进行各类捐赠，提升矿区经济发挥水平。
2006年，中国铝业公司发布的《中国铝业公司200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成为中国矿业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此后，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矿业企业相继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成为中国矿业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一个行业的形象好不好，与这个行业能否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过硬的典型是分不开的。这些典型包括先进单位与人物。但无须讳言，可能是长期以来相对独立与封闭的原因，相对于其他行业，地勘、矿业行业的企业或单位不太善于宣传报道自己，也不善于塑造单位、企业以及行业的形象，打造品牌。
而事实上，那些位势比较高、形象较好的行业或企业，一是自身硬，会打铁，另一个方面，就是懂得形象与品牌的重要性，舍得投入，善于宣传报道。
在中国西部西秦岭南麓、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柳林镇，坐落着金徽矿业所属的郭家沟铅锌矿区——这是一个经媒体发现并推广的土生土长的绿色矿山典型。从2013年开工建矿伊始，金徽矿业就确立了“先要绿水青山，再要金山银山”的绿色矿山理念，瞄准建设“生态型、环保型、旅游型、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矿山的目标，从开挖第一锹土开始，就将生态矿业理念贯穿于矿产开发的利用全过程，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该公司还以打造绿色矿山为契机，按照国家AAAA级生态旅游景区标准，打造花园式矿山，在矿区建成了樱花大道、迎宾瀑布、劲松迎客、森林栈道、体育场、员工活动中心等一系列休闲观光景点和员工活动场所。
金徽矿业所属的郭家沟铅锌矿绿色矿山建设，只是中国矿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
又如，位于上海市松江国家风景区佘山镇横山脚下的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该酒店的特色在于，它是利用一个周长千米、深近90米的废旧矿坑建起来的，所以又叫“上海深坑酒店”。
佘山世茂洲际酒店是迄今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五星级酒店，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实例与成果。经过媒体以及电视剧的宣传推广，它已成为中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一个成功案例。
我国矿业国际合作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由于我国既是全球矿产资源的供应国，也是消费大国。在以国内资源为主的同时，需要继续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为契机，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实现对境外资源勘查开发的全方位合理布局，构建从供应国经通道国到消费国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构建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提高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与供应链抵抗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矿业文明与矿业文化，使得中华文明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矿业发展呈现出的新趋势、新特点，尤其在建设“一带一路”、建立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的新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我国矿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快推动矿业理论、制度、技术创新，探寻矿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市场化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建设现代矿业文明，为世界矿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矿业文明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本文刊登于2020年10月22日《中国矿业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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